《瘟疫与人》——改变看待世界历史的观点

读过《瘟疫与人》，

就会从此改变看待世界历史的观点。

——《纽约书评》

内容简介

在我写的所有著作中，《瘟疫与人》无论在历史学家和博士们那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其受欢迎的程度都是最高的。当它于1976年首次出版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别的什么书在讨论传染病在整体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尽管我常常依靠推论来重构交通的变迁如何导致传染病的跨区域传播，但要解释这种疾病的发生机制，以及测算出人口伴随幸存者血液中的抗体的增加而恢复增长所需要的时间，则只能依赖传染病学上的最新进展。

疫病的历程揭示了人类事务中曾被忽视的一个维度；在本书付梓之后不久，由于偶然的原因，艾滋病引发了广泛的公众注意力。两相结合，扩大了《瘟疫与人》的读者群，且至今仍在美国及其以外的课堂和公众中深受欢迎。

中国的读者将会看到，为了尽力发掘中国的瘟疫史料，我只能求助于他人。我不懂汉语，但知道有两本专业的百科全书和所有的正史都谈到了（中国）瘟疫爆发的地理区域和严重程度。那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约瑟夫•查教授热心地查阅了这些中国典籍，并把他查阅的结果整理成一个详细的附录，时间从公元前243年直到公元1911年。这些工作无疑表明了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使我有可能结合黑死病时代及其此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形，对此做出适当的推断。

我希望并且相信这个译本将激发今日中国的一些读者，能比我更为细致来探讨疾病一类因素在自然环境中的角色，更正和充实我所写下的结论，并将对中国历史的科学研究提升到堪与前人比肩的水平。

威廉•麦克尼尔

2009年6月19日

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与斯巴达之战胜负难分，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变了地中海世界后来的历史走向。

1520年，西班牙人科尔特斯以六百人征服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他们带去的“致命杀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连阿兹特克人的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于是西班牙人所向披靡。

1870年普法战争之际，同样是天花病毒，使两万法军丧失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战争胜负改变于朝夕之间。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一代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将传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它应有之地位；他以流畅的笔调、敏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简介

威廉 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后于康奈尔大学取得历史博士学位，返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87年。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专攻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通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1996年，成为首位非欧洲人士获得伊拉斯谟奖（Erasmus Prize，奖励那些在欧洲文化传统之下为欧洲的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

其著作《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theWest）荣获196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此书探索旧世界文明如何相互影响，西方文明在过去五百年间发生的巨变等等，对史学理论发展有莫大的影响。尤其不同于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关于文明是个别、独立地发展的主张，麦克尼尔强调文化之间彼此融合。

重要著作有《世界通史》（AWorld History）、《西洋文明史大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 Handbook）、《人类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权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等。近年的作品有与同为历史学者的儿子J.R.麦克尼尔合著的《文明之网：鸟瞰世界历史》（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以及个人回忆录《真理的追寻》（The Pursuit of Truth：A HistorianS Memoir）。

编辑推荐

《瘟疫与人》以恢弘的规模，将生态、人口与政治、文化整合起来，讲述3000年来传染病塑造人类与社会的历史进程，堪称论点精彩且挑战性极高的学术成就。

疫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威廉·麦克尼尔凭借深厚的世界史功力，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率先将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重新审视和阐释人类历史，纵横捭阖，提出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省的认识；他也率先将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瘟疫与人》还直接启发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写作，激发了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深刻影响了当今学术研究的视野与维度。

译者序

在学术史上，借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问题发前人所未发，甚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论，这样的成果虽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时可以见到；而那种能从宏观上洞察人类思维的某些疏漏，从而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知识上都能给人以巨大启发和触动的研究，却总是微乎其微。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瘟疫与人》，可以说正是这类微乎其微的研究中的一种。“原来我们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疏忽了如此之多！”清楚地记得，数年前，当我集中精力读完这一著作后，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欣喜和激动，还有一种对学术心灵的震撼。毫无疑问，它已成为我开展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动力之一。

作者麦克尼尔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曾以著作《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而蜚声世界史林，是美国当代最具声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本书在西方早已不是一部新著，最早于1976年出版于美国，翌年和1979年两次再梓于英国，1994年被“企鹅丛书”收入并再版。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以如此高的频率一版再版，其影响之广泛已不言而喻。而且，其影响显然并不局限于西方世界，本书出版不久，陈秋坤就以中文书评做了介绍。1985年，日译本正式出版。韩文版也于1992年出版。而中译繁体字版直到1998年才问世。

本著作无疑是部极具开创性的论著，英国牛津大学的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教授曾在书评中指出：“他（指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即使时至今日，相信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本书仍会让人耳目一新。他从疫病史的角度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众多历史现象所做的解释，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历史中，1520年，科尔特斯只带了不到600名随从，就征服了拥有数百万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个中原因，麦氏认为过去种种解释都不够充分，最为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新大陆”居民遭遇了从未接触过而西班牙人却习以为常的致命杀手——天花。他指出，就在阿兹特克人把科尔特斯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连那位率队攻打西班牙人的阿兹特克人首领也死于那个“悲伤之夜”。正是传染病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帮助西班牙人消灭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躯体，还最终摧垮了他们的意志和信念。又如，过去在人们论述公元前430—前429年雅典和斯巴达争霸战中雅典的失败时，往往将其归因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等因素，然而，麦氏却指出，雅典陆军在这段时间，曾因一场来去无踪的瘟疫折损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同样，在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中，瘟疫也至少部分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时，天花使得两万法军失去了作战能力，而普鲁士军人由于做了预防接种而未受影响。当然，麦氏全新的观察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些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历史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真正从整体上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史观，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并把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还置于更为合理的地位上”。从这一视角出发，作者对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现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长的诠释。比如麦氏指出，非洲热带雨林和邻近大草原温暖湿润的气候和丰富的食物十分有利于人类最初成长，但同时也孕育了极其复杂多样的致病微生物。在这片生态体系最严峻而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臻成功，依然以不断感染疾息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又如，作者认为，在另一个微寄生物特别复杂多样的地区——印度，由于大量微寄生物耗去了当地农民相当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统治者从他们身上攫取的物质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总显得相对稀少。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生观的形成与践行，也就势在必行了。

以上所举不过是作者众多匠心独具的历史阐释中的寥寥数例。在论述其他诸如罗马帝国的崩溃、佛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欧洲的扩张、印度种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国的崛起等种种历史现象时，麦氏均能通过一般的因果解释，认识到疫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这些现象表明，疾病，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乃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然而，如此重要的内容何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历史学家的冷落呢？作者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疫病在熟悉它并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与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发，其后果差别巨大，以往的历史学家才未能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另外还因为，历史学家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计、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当流行病确乎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子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其实循着麦氏的思路，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史学研究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基本来自现实生活的体验，即使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历史学者，往往也会在不经意间就以当今世界的经验来理解历史现象，特别是对那些自己缺乏深入探讨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一方面，疾病尽管直接关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但人们习以为常，很难想象它会对一系列重大事件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现在乃至过去的一些经验，一般会使人把疫病当作一种纯粹自然的现象，因此也就难以引起专注于人类社会文化行为的历史学者的关注。此外，在史籍中，此类资料零散、不够丰富，这可能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由于过去相关研究的缺乏，人类疾病史上的众多细节问题必然还不够清楚。在这种状况下，要完成这样一部从宏观上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大作，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作者正是凭借他深厚的世界史功力，借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流畅的笔触，作者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等，做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

全书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狩猎者”，介绍史前时代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第二章“历史的突破”，探讨了公元前3000—前500年人类所遭受的疫病以及与疫病逐渐调适的过程。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交融”，论述公元前500—公元1200年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岸、印度和中国间的贸易，在公元200年左右已运作稳定。这暗示着在交换物资的同时，传染病也一并交换。由于天花、麻疹和鼠疫等一些原产于印度或非洲的传染病在东西方相继出现，使其在公元3世纪前后，出现了疫病的多发和人口的减损。而后，大约在900年，欧亚大陆发展出了相当稳定的疫病模式，人口再度增长。第四章“蒙古帝国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阐述了1200—1500年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这一时期，蒙古骑士东征西战，使得鼠疫杆菌等致病微生物轻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了东西方传染病模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轮的疫病大流行在欧洲以及中国等地出现，特别是欧洲的黑死病影响至深，直到1500年前后，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陆续达至。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讨论1500—1700年世界疫病状态，主要探讨了欧洲人在征服美洲过程中，由其引入的传染病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它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与其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远甚于武力等人为因素。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传染病模式还出现了均质化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疫病主要以儿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现，流行频度增加，杀伤力减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规模成长和疫病隔离群落的加速崩解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疾病形式逐渐形成。第六章“近代医学实践的影响”，探讨1700年以后的人类疾病史。随着天花接种的发明推广、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人类第一次能够通过科学原理在卫生行政上的运用，彻底打败因类似的科学原理运用到机械运输上而导致的逾越传统地理疆界的传染病。但疾病与人类的竞争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还将会和人类长久共存。

麦克尼尔从病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这一独特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阐释了人类历史，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确实提出了众多独具匠心且发人深省的认识。如果说，这些具体的认识还有重新探讨，至少是进一步论证的必要，那么，作者在具体的论说中表明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管是否完全正确，都值得每一个历史研究者重视并认真思考。按照笔者的理解，这些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类大部分的生命处在一种介于“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之间的危险平衡之中。“微寄生”泛指各种侵害人体的致病微生物，“巨寄生”为对人类能够开展战斗、抢劫和收税等活动的天敌，包括各种大型动物和其他族群或阶级，主要为其他族群或阶级，比如征服者、统治者等。自然的变迁和人类活动往往会导致其中的一方过度发展，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胁，而一旦这种均衡被打破，人类的生命也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危机。不过人体的自然免疫力、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机调节能力又会形成某种合力指向修弥和维持这种均衡。所以人类的成长，尽管多有波折，但总体上保持着发展之态势。其次，微寄生与人类宿主之间，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调适能力，双方才长期维持一种内涵上不断变化但却不失均衡的关系。这种自然调适可能是为了避免物种的两败俱伤而形成，因为微寄生如果过分肆虐，则有可能找不到下一个宿主而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从而中断传染链。所以，传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规模的人群接触后，其毒力和致死力会逐渐减弱，以免与人类同归于尽，从而确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续寄生；而痊愈的宿主一旦增加，即会提高族群的集体免疫力，促使传染病从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乃至儿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不过，这类疾病的形成，必须以人口聚居规模的扩大为前提，因为，只有在数千人组成的社群中，大伙交往的频繁足以让感染不间断地由某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它们才能存在。所以，目前这种幼儿疾病遍布全球的现象，是经过好几千年才形成的。第三，虽然人类与微寄生之间总体上总能维持某种均衡，但具体到不同时段和地区，这种均衡实在非常脆弱，人类任何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改变、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发展等，均有可能导致均衡的破坏。其中又以以下三种变化影响最大：1.人类舍渔猎而就农业生产；2.人口不断增长与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现；3.交通工具与运输能力的改进，引发洲际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些人类本身的行为，一般都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并最终促使人类与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经受新的考验甚至崩溃。因此，疾病史研究与自然生态史密不可分。第四，尽管几乎所有传染病模式的改变，均由人类自身的行为所引起，但在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出现和确立之前，人类与微寄生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作者认为，传统医学理论大致说来是经验主义的，并极端地教条化，“经验每每被牵强地套用既有理论术语来加以解释，而治疗方法因而也歧义互见”，而且“很少有人能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即便是最出色的医疗也对疾病无能为力，甚至还妨碍康复”。

循着以上思路来考量中国历史，相信会引发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的重新思考。比如，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现代认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长江流域却长期处于后进状态，其缘由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较高关系密切？又如，魏晋时期和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的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病的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若有联系，究竟是分裂促发的瘟疫，还是瘟疫阻碍了统一？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除了现有的众多解释外，是否与十六七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传染病模式日趋稳定有关，或者还有清代医药整体水平提高的功劳？以上种种，显然只有等待我们对中国疾病史做出较为专深的研究后，才有可能获得相对满意的回答。

当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东方世界，疾病社会史研究还明显不够深入细致的情况下，撰写这样一部从宏观上把握疫病与人类历史发展关系的著作，危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我们在书中也很容易发现，作者的论述常夹杂着假设和旁证，有时还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在不少的细部研究上，尤其是关于中国的部分，还多有误会。比如，由于作者基本不了解甚至误解中国医学19世纪以前在对付温病和接种“人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本书中有关中国传统医学对人口增长作用的认识显得有过分夸大自然调节作用而无视人为因素之嫌。另外，其赖以为基础（指中国部分）的疫情年表，也显得过于粗糙。对于细节的错误，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已通过译注的方式做了辨析。尽管如此，这些微瑕仍不足以影响本书的重要价值，或许，其价值本不在于呈现出多少具体的历史真相，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独特研究视角。

对于这样一部世界史学界的经典之作，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大陆史学界的关注度显然远远不够，尽管中译本本来就姗姗来迟，但就是迟来的译本，至今在大陆也未能、实际也难以拥有较多的读者。因此，在大陆出版中译本就显得十分必要。繁体字中译本总体上是较为忠实原文的不错的译本，译者杨玉龄先生系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对书中有关医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内容有较好的把握，译文也显得颇为精当。但其对历史知识则相对隔膜，故而以专业历史研究者的眼光视之，译文在历史名词乃至历史事件的把握方面，仍有不小的改进空间。而利用最新的研究对书中的相关问题做出辨析这样的工作，自然更是无从谈起了。另外，该译本在标题方面对原书做了不少调整，虽然比较醒目，但似乎也有不够忠实原文之处。特别是完全删去原书的注释，颇让人感到美中不足。故此，我们感到仍有重新翻译的必要。当然，在译完初稿后，我们参考了这一译本，并借鉴了其中不少精当的译法，特此说明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始终以忠实原文原意为第一要义，原著行文流畅而优美，不禁令人深感钦羡，尽管也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但限于时间和水平，我们的译笔显然仍远无法与原文畅美的笔调相提并论，同时还可能存在不少不足乃至误译之处，这是需要向读者致歉并敬请读者不吝赐教的。

本书从开始翻译到现在出版，经历了不少波折，也为我们留下了不少需要感谢的人物。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夏明方和北京师范大学梅雪芹两位教授提议和促成，本书的译成和出版，或将是不可能的事。在翻译的收尾阶段，汪敏（Katherine Robinson）和吾妻惠清楼两位女士在文字的校订方面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在后来几次修订中，叶慧女士、梅雪芹教授和孙健先生给予了许多十分有益的指教。另外，第六章的修订曾得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张瑞和张华的襄助。对于以上师友和同道的情谊和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当然，本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均由译者负责。

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类的知识和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无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更新，但凭借知识的累积和个人的敏锐与智慧提出的某些认识维度和思考方式却似乎可以超越知识更新本身，具有长久的魅力。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书中那些具体的观点，相信不同领域的专家大概都可能提出异议，不过，书中揭示的研究视角与基本原理，不仅在过去较深地影响了世界史学的发展，而且也是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者，特别是医疗社会史和环境史的研究者不应忽视的。在世界范围内，疫病社会史是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二十多年来，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不过就中国史而言，似乎才刚刚兴起。希望麦克尼尔这部大作的再版，不仅有利于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可以促进更多人重新省思认识和探讨历史的视角与方法。

余新忠
2004年6月初稿于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
2009年6月修改于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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